收礼收到心虚，数钱数到手软。
王鸿荣也敢挺直腰杆说，这里面没有哪怕一个铜板的贿赂。可是送礼大军还在赶来，可是账上的现洋就快多了十万大洋，还有金条，金银玉器，绫罗绸缎……
直到这时候，王鸿荣才有点心虚的想到，他当官是否是一个错误。
不管他到底有多少理由，但事实是不容狡辩的。
当然，王家在王桥镇，甚至余姚，乃至绍兴和宁波的名声都是一等一的好。王家的‘族学’从来就不要学费，想来上学的，不管是否是王家人，都可以免费读书认字。
王家的子弟，在出仕之前，都要在王家族学开课教书三年，仅仅是这个规定，就让王家的族学成了远近闻名的学堂。毕竟早年间，私塾老学究大部分都是童生的身份，连秀才都不是。有举人开课的学堂是一等一的名校了。
这是以前。
而王学谦在宁波特别市成立之后，给整个宁绍地区带来的好处就是，蒙童读书不要钱了，采取义务教育。
碍于财政困难 ，只能保证六年的教育。
但这已经是开天辟地的好事了，用万家生佛来形容都不为过。反而，王学谦自从回国后就一直想要推行的民主选举，因为宗族社会的存在，其实并不太理想。不过，在浙江土地的租赁价格已经开始逐年下降，尤其是在宁绍地区，拥有大量土地的乡绅们开始纠结，万一要是土地没人耕种，变成荒地，他们就要血本无归了。
可是另外一个机会让他们更加难受，放弃土地，还是投入新兴行业？
工厂挣钱可比种地快的多，加上铁路，公路的建设如火如荼，有远见的乡绅发现，未来资本累计将彻底从土地、佃户和高利贷，转移到收益更加大的工厂，运输等行业。
虽然政府部门并没有强行干预土地政策，但也不会太远。至少民间高利贷已经成了社会矛盾的激化点，土地兼并将越来越困难。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铁路，公路，港口，新城区的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在工地上挣钱，比靠天吃饭更加有保证，而且收入还要好得多。
浙江虽然也是产粮大省，但是人口密集，加上丝绸和茶叶用地，其实本省在丰收年景保持口粮的持平，一旦遭灾，就要从外省运粮。铁路的开通，让米商囤积也成了越来越困难的生意。粮价下跌，必然导致农民的选择更多。
虽然大部分的农民，无关国界，都要比其他成分的社会成员要保守的多。但是在钱作为衡量的选择上，他没做出的反应，却快的让资本家都目瞪口呆。
来王家道贺的，不仅仅有王家的亲戚朋友，还有生意场上，甚至八竿子达不着的商团成员，连请柬都没有，都敢大摇大摆的拉着贺礼送上门来……
商人逐利，要是王家在他们眼中，一点用处都没有，会如此巴结？
至于官场？
就是另外一幅景象了，随着王家在浙江的崛起，尤其是官场上，军队上的实力不断的增强，只要是在浙江官场上混的官员，都不能无视王家的存在。
这部分的礼物，王鸿荣都让王福安单独记录下来，找机会给人送回去。
其实地方议会的作用不断增强之后，官场上受到的监督将会越来越多，只要作为旗帜的王家不反对，这种处处受到牵制的官场还将继续存在下去。
除去这些人，还有一部分，极小部分的客人，送的礼大都随性，几乎没有太值钱的东西，但却是王学谦的心里最看重的一群人。
王学谦回国也接近两年的时间了，在浙江政坛也是如鱼得水。但是他和本土实力，并没有太多的利益关联。而浙江商团之中，大部分的生意都集中在上海，不管是宁绍财团，杭州的钱帮，还是湖州的丝绸商团和盐商，大部分都是在上海完成交易。
反而控制浙江本土的乡绅，成了和他关系最为淡薄的一个群体。
而随着贸易，银行业，工业的兴起，这些原本在当地拥有很大影响力的乡绅，也会因为控制力的下降，威信一再被挑战。如果是一个普通的政客，这种挑战必然会收到这个利益群体的强烈反对，可是面对控制着现代化军队的王家，这群人心里确实没有多大的信心。
在民国，军火贸易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之中。
军队，政府需要，这是最大的一个需求群体；而在民间，乡绅商团也需要军火，一般的大地主，都会有一支数量不大的私人武装，除了能够欺负乡里之外，也没有多大的用处；另外帮派土匪，也是军火的一个大买主……
可是在浙江，尤其是在宁绍地区，随着地方势力的削弱，反对派的决心不坚决，私人武装已经微乎其微。
先比江西、湖南，有些地主豢养了上百的私人武装，在浙江这种见不得光的私人武装，最多也是保护主家的安全罢了。
随着社会财富从效率地下的土地，往工业、商业、银行业等转移，浙江的本土势力也会逐渐被新贵们所代替。
普通人，看不出这些变化，甚至利益受到挑战的原本阶层也大都没有发现。
可这些并不妨碍那些开拓了眼界，或者说在某些地方看到过这种模式变化的人，对于眼前的景象，能够更加清晰的发现内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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