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锟的信誉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在当上了大总统之后，大概其是觉得自己身份不一样了，说话也管用的多了。至少说过的话，多半会履行。
可架不住名声差，出身孬，加上好事者的宣传，虽说无法和飘香十里的火宫殿臭豆腐相比，但也到了尽人皆知的地步。
名声都是被传出来的，曹锟对此也没办法。
至于，贪财，他也认。而智商不够用，说他傻，那要分和谁相比，同段祺瑞这样的枭雄相比，那是自然一比就下去了。可他也毕竟是高官厚禄养了多年，官威，阅历也不算太差劲。
不过关系到钱的问题，几乎在民国没人信得过他。
说起来，曹锟也是一个实在人，信奉的人生格言就是：有钱好好办事，没钱办事难。
银行公会又是一等一的肥，保不齐让曹锟给看上了。
王学谦开口就是机会，大部分人不相信的，想要从曹锟手里拿好处，也不看看曹家上下都是什么人，一窝的老鼠命格，是个能藏钱的主。王郅隆的心里更不会相信，银行公会和曹锟做生意还有赚头。再说了，他的身份特殊，帮着‘直系’度过难关，对他来说，不啻于资敌。说话的口气也多为武断：“子高，王某人很佩服你火中取栗的本事，但也要看人，段公是大方的人，自然不在乎一时的得失。可是曹家，恐怕你还要多了解，我怕你年轻人，涉世未深，带着大家伙跟着一起遭殃。”
对于王郅隆，王学谦的感觉是这个人锋芒毕露，这在民国商界是很少见的。
民国的商界，是有人脾气很不好，动不动就摆出一副天王老子的姿态来。可也好看人，比如说大生纱厂的老板张謇，哪位是光绪年间的状元，在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当政的时期，都是内阁成员，长年担任总商会的会长，说话的时候多了一份官威，相信他人也不会在意。
可王郅隆，贩夫走卒的出身，凭什么也敢学张謇的脾气来？
这位就不怕遇到个脾气暴躁的，大嘴巴子抽上去？
看着尖嘴猴腮的王郅隆，王学谦心头涌出一丝不喜的异样来。这时候，张镇芳的双眼眯了起来，斜靠在沙发上，打了个哈欠开口了：“你小子不愿意听，给老子滚出去！”
王郅隆的脸色顿时涨的通红，随即又阴沉了下来。
在张镇芳看来，王郅隆不过是靠着段祺瑞发家，给‘皖系’敛财的工具而已，不过是个奴才的身份，还让他抖起来了，这能忍？
换在场的任何一个人，要是敢对着王郅隆的当面这么说话，这小老头说不定早就骂将上去了，可张镇芳？算了，让他得意一阵吧！
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想法，倒是能够让自己的心头舒坦一些。
其实，王郅隆说的话就是不中听一点，他刚才想说的意思，其实就是让王学谦知道，他是在‘皖系’拿到了好处的人，多少让王学谦念着一点‘皖系’的好。可说起来，他也不知道王学谦当初拿下沪杭甬铁路到底花了多少钱。总不能吃干抹尽就不认账吧？
可实际上，王学谦根本就不欠‘皖系’的人情，说起来不过是各取所需。
当时段祺瑞眼看大厦将倾，需要手中有笔钱让手下的庆幸大将们有一个保障，才把铁路买给了东方投资银行。
这其中的关系，段祺瑞也不会和王郅隆说，因为他还没有这个资格知道这些。
或许，等到段祺瑞觉得机会来了的时候，才会拿出那笔巨款，到时候王郅隆才有可能知道一些内幕。这么看来，王郅隆也挺可悲的，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他一心为了‘皖系’奔波，给段祺瑞效忠。可惜，老段还不信任他。
想到这些，王学谦心中的不快也就消散了不少，不过他也不会因此会对好王郅隆好脸色，反而对张镇芳点了点头，说：“商场未谋利，先求保本。这是一个商社，长久经营下去的先决条件。说白了，银行业也是如此，先不要看眼前的生意能够带来多大的好处，而是先看风险有多大。”
“不错，子高所言甚是。”
交行的人不在，以宋汉章为首的‘国行’人单势孤，他们是属于国家控股的银行，自然没有普通商业银行的经营理念。
但是其他银行都是商业银行，就算是总经理，也不能一意孤行，要为整个董事会负责。
王学谦的话虽然不是高深的道理，但是在众人的心目中是极有位置的，他继续说：“中央政府没钱，就需要向地方政府摊派……如果地方政府也没钱，或者把征收来的税收花到了别处，那么对于民国的财政来说，将步入一个死循环，没钱可用。当然还有一条路，只是要背负坏名声。”
谁都知道这个‘坏名声’是什么意思，民国在租界内的言论相对自由，换句话来说，在租界内，骂谁都可以，就不能骂洋人。但是在租界外，洋人也是可以骂的。
所以，变成了一个奇怪的舆论圈。
需要骂民国政府的，就去租界内发行的报纸；需要吗洋人的，只要离开租界……
晚晴腐朽，至少地方税收还能收起来，要不然慈禧怎么能修得起颐和园，修的起她的陵寝？
可是民国，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一点面子都不会给，至少袁世凯死后就是这幅样子。段祺瑞输掉直皖战争，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地方根本就不向中央政府输送税收。靠着借款和少数几个赋税区域，想要维持一个庞大的官僚、军队体系，简直就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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