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众人发现了一个真相，似乎留下来的都不是大粮商，而且还都没有参与宁波粮价风波的商人。
并不是他们不想参与，而是家里的资本太小，如此大的场面，他们连喝汤的机会都没有。
显然，在场的诸位都明白了一个道理，秋后算账，至少他们这些还未被军队抓走的人可以稍微放下一点提着的心了，至少不用担心深陷囹圄，遭受身心饱受摧残的苦难。
至于那些胆大妄为的大粮商，是死是活已经不是他们能够关心的了。
在宁波城内，王学谦听取了戴笠连夜赶来的汇报，杭州的收官工作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漫长的举证和审判的时间，当然也会有漏网之鱼。比如说张静江，按照‘国党’举事的传统，这位被巧妙的‘营救’了出去，然后一只脚跨上了远去的邮轮去了日本。
接下来，摆在王学谦面前的就是福建的问题了，福建自从李厚基时期就开始动乱不止，原因很多，关键是地方势力的团结，还有就是李厚基势力的削弱，此消彼长之后，造成了李厚基在近几年福建的控制力越来越弱。
而且李厚基又遇到了一个难题，他需要大量的资金用来扩充军队，另外孝敬燕京的几位大人物也是不能少的。
所以，李厚基在税收上的增加导致了地方和督军府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最后，引发了兵变和动乱。
最要命的不是兵变和叛乱，而是李厚基命令平叛的军队，竟然打不过一群地方豪强组织起来的民团。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李厚基在福建的日子长不了。别看正规军人数数万，可就是纸糊的一样，不经打。而这种局面下，李厚基的实力再一次被削弱。最后引起了福建南部整体的叛乱和对抗局面。
可以说，如果孙传芳不带着第二师的主力进入福建戡乱，照着福建的趋势，用不了两年，就能实现闽人治闽，地方势力彻底将北洋的势力驱逐出福建范围内。实现民国初期不少一知半解的民主派系吹捧的地方自治的理想政治体系，这种美国奉行的政体，在民国是没有任何借鉴价值的，这帮人是‘昏头了’，这样的结果就算是王学谦也不能忍。
完全的地方自治，对于民国来说等同于分裂。只不过说法上的不同而已。加上福建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割让台岛之后，福建成了日本渗透南方地区的首要目标。要不是福建多山少地，各地民风迥异，难以买通，恐怕民国最大的危机就要到来了。
别看福建地少人多，很多地方百姓生活疾苦，可福建并不缺乏有钱人。
富豪很多，这和宁波有点相似，宁波的有钱人大部分都是在上海做生意发家的；而福建大部分穷人的发财梦在南洋。民国是允许双国籍的，所以在国会之内，还有一部分的南洋的席位。
国会如此重视南洋商人，可不是因为华人在南洋人口众多。而是因为华人在经商上并不缺乏智慧和能力，南洋的财富已经集中到了两个集团手中，以英国人为首的西方殖民商人，这是天然的优势，任何其他人都无法比的；其次就是华人。
如此庞大的资本量，要不是南洋商人的主要经营地不在国内，民国各地的商会排名都要出现大变动。
至少第一的名号，肯定是会被南洋商人给摘取的。这也是为什么华人在美国都有不少，可是就没有听说过在民国建国之初，将在美国的华人劳工纳入国名统计的行列，给予国会席位的殊荣。还不是美国那边的劳工要么是帮会成员，要么是穷的叮当响的劳工，压根就没有利用价值。
争取南洋商会的支持，在袁世凯时期就已经在政府层面开展。可惜没有多少成效，原因之一就是在南洋拥有千万家产的商人不少，但因为大部分家族生意都在南洋，无法在内心存有民族认同感。爱国商人也不少，却处于孤掌难鸣的处境。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南洋商人对于投资‘国党’很感兴趣，目的也是不纯的，因为投入很小。‘国党’长期以来的小打小闹，很符合南洋富商的投资习惯。说白了，投资北洋政府，投入几百万连个水花都不见得起来，数千万，也只能缓和一时之需。别看民国的工业生产值不多，但要用国民生产总值来计算，妥妥的世界前十绝对没有问题的。要是严格一些，甚至会排在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二流列强前面。
用一个浅显的道理来解释，就是投资江南制造局和买彩票的关系。民国的彩票业非常发达，在上海有跑马场，狗场，还有各种各样的名目繁多的博彩行业。花一块钱，成就十万级富豪的神话不是没有。
投资‘国党’，对于南洋商会来说，就是买彩票。‘国党’在资金上的需求太少了，维持机关报的运营，核心机构的房产和生活用度就差不多了。然后有余钱搞一个刺杀，发动一个几百人规模的起义……按理来说，‘国党’成功的可能性太渺茫了，几乎不可能有机会成功。要不是袁世凯执政后，之后的北洋政府都缺乏强有力的经济头脑和政治手腕，‘国党’绝对没有任何执政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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