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假设高务实为了这次作战下发了五百万两的小额银票作为各部参战兵力的军饷，这里面有一半面值的价值被储存了起来，那么市场受到的冲击就只剩二百五十万两，这是可以接受的，哪怕造成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强度也比较有限。
即便剩下的二百五十万两也会慢慢释放，但那已经无法对大明这样巨大体量的市场造成什么影响了，因此时间和规模就将这次战事的经济影响直接冲散，国家不会因此出现什么动荡。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这笔钱发下去，比如有二百五十万两进入了市场，还会对经济发展有良性的促进作用——你一个士兵打仗回来有了钱，自然会去消费，那么卖东西的人就赚了钱。他们要么也去买其他东西，要么继续投资，扩大生产或者贸易规模，总之最后都促进了经济繁荣。而在已经开整商税的北方，经济繁荣又意味着朝廷还能收回一部分。
以上这些对于后世之人很好理解，但对于“古人”，即便是布日哈图这种聪明人，也没那么好理解。毕竟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一种思维偏差，就是将“天下财”看做一个恒定值，到了朝廷手里则民间困窘，到了民间手里则朝廷困窘。这也是所谓“不与民争利”一说的根基所在。
高务实当然不信这种落后思想。财富这东西是创造出来的，在眼下这个时代，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叫做“世界金融资本阶级”的幽灵，那么财富不足就只说明生产不足、贸易不足，解决的办法就是提高生产、加大贸易，如此而已。
大明现在的生产肯定是在逐年提高的，贸易也是一样逐渐增强，因此一定的通货膨胀其实还有好处。真正糟糕的是如原历史上一样出现通货紧缩，也就是所谓的钱荒，那反而会导致开工不足、贸易萎缩，继而逼得有些人病急乱投医，违背法度去和蒙古、女真做起被严厉禁止的一些买卖。
所以归根结底，布日哈图以为高务实的急切很可能是来自于财政压力而非军事压力，这实际上是错算了。
恰恰相反，高务实的“急切”还真就更多出自于军事压力。这个压力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他对此战所需要达成的政治目的要求太高——彻底消灭残元，保证北方边疆长期稳定并成为大明的军马场，以此应对将来必将到来的沙俄东扩。
沙俄东扩的早期主力一直都是哥萨克，因此又导致高务实对骑兵的关注程度大大提高。当他发现如今大明的骑兵连对已经被封锁两百年的蒙古人都做不到欲歼则歼，当然很自然的想到今后面对哥萨克时会是什么局面——那不得被人吊打？
因为前世工作性质的关系，苏联作家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高务实是认真读过的，主人公格里高利的英雄形象像军刀刻画在高务实脑子里那样深刻。
这本书主要写的是俄国二十世纪前二十年代顿河哥萨克的历史，作者用他的妙笔把这一时期波澜壮阔的战争历史画卷描绘的栩栩如生。而事实上，真实的哥萨克历史恐怕比文学作品更加丰富多彩。
在高务实看来，他们就是专为这个时代的战争而生的。一部哥萨克史，就是大半部的俄国史。他们自诞生那天起，就赋予了为沙皇俄国开疆拓土的重任，以至于后世俄罗斯一大半领土居然都是他们帮当时的沙皇小爸爸打下来的。
高务实对大明——或者说中华文明的将来走向，目前阶段还存在一定的迷惘，但大明由陆路向北向西扩展，基本上算是他的主要构想。
既然要向北向西，那么征服并同化蒙古就不过是第一步罢了，后期的主要“BOSS”必定是沙俄，必定是哥萨克。如果打不过哥萨克，甭管什么远景规划，都注定只能失败。
后世很多人对哥萨克的了解其实并不深刻，大抵只有几个标签化的形象在脑海中：凶悍、军刀、顿河马；狂躁、好酒、战斗傻。
前面一些标签贴给哥萨克其实倒也大差不差，唯一奇怪的就是“战斗傻”。好像一提到哥萨克，就只能想到日俄战争时十万哥萨克拿不下区区八千日本兵，仿佛哥萨克傻到只会拿骑兵去冲日本人的壕沟机关枪，简直愚不可及、自取灭亡。
可事实是那个责任主要在于指挥官太蠢，指挥艺术完全没跟上时代啊！看看后来苏俄成立之初，哥萨克骑兵在当时苏军中的地位如何、战绩如何？那可是苏联骑兵中近卫军一般的存在，以至于当时苏军骑兵部队都以自己军中有多少多少哥萨克为荣，直到后来被装甲部队取代才结束了其辉煌。
狂野的哥萨克骑兵历来是沙皇俄国武装力量的一根重要支柱，号称“沙皇的马鞭”。在数百年的历史中，沙皇的每一次对外征战，哥萨克骑兵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从征服喀山汗国到东征西伯利亚，从血战奥斯曼帝国到争霸欧陆战场，哥萨克骑兵都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七年战争中，因“斜击”战术而无往不胜的普鲁士军队遭到哥萨克骑兵的横扫，俄军一举占领柏林，逼得强悍过人的腓特烈二世大帝几乎自杀，哥萨克从此威震欧洲；1812年的博罗季诺战役后，领教了哥萨克骑兵厉害的拿破仑发出了感慨：“如果我的军队有这些哥萨克，必将横行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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