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屏是个山西人，按理说这个年代的山西人是很有商业头脑的，可惜这话偏偏不适用于王家屏——他是个传统程朱理学的拥趸，对于做生意没什么兴趣，思维方式也显然不是商业化的。
于是，他根本没理解沈一贯的暗示——尽管对于高务实、沈一贯这样的人来说，这几乎已经可以说是明示了。
眼看着王家屏沉吟不语，沈一贯也有些无语。好在高务实此时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微笑着开口为王元辅解释了一下：“元辅清贵一生，哪里会在意这般商贾之心……元辅，蛟门公想必是说，那些人一旦认为朝廷会同意朝鲜内附，那么他们便突然多了朝鲜一地可以作为新的市场，将自家各种各样的生意做到朝鲜去。”
“哦，把生意做到朝鲜……”王家屏点了点头，但又茫然问道：“可是，这与他们把银子转来京师又有什么关系？”
这下莫说是沈一贯了，就连高务实都有些哭笑不得。只能说王家屏是真的一点也不会从商人的角度来看问题。
在大明这样的国家，什么样的商人才能做大做强？这个答案其实很简单，看看高务实就知道——官商一体。
当然，高务实的身份有点特殊，他家本是官宦世家，家学渊源就是实学，讲究的是为天下做实事、出实效所以他早年说要自己创业带动经济发展的时候，虽然大多数人没当回事，但其实就算真有人当回事也没用。
只要你抨击他，实学派的人就肯定会跳出来和你辩经，但辩经这件事在大明根本不会有最终定论——笑话，那么容易定论的话，王学是如何将程朱理学搞得在嘉隆万时代差点退出历史舞台的？
那么容易定论的话，像李贽那种人是如何没被朝廷抄家灭族，没被天下人一人一口唾沫星子淹死。反而能活到七十几岁高龄才寿终正寝的？
哦，对了，李贽是嘉靖六年生人，历史上死于万历三十年，也就是公元1602年——换句话说，他老人家现在都还活蹦乱跳着呢。
所以说，高务实搞官商一体有他的独特优势，人家那叫实践出真知。
不过，官商一体虽然需要有点“前置技能”，但官商勾结这活儿可就没那么讲究了，不仅有明一朝，事实上在整个中国历史中都大行其道。
甚至可以说，官商勾结本来就是中国古代那样的统一大王朝、大政府特色下商人想要获得巨大成功所必须的手段。
众所周知，即便没有高务实，大明朝廷也仍坚持“重农抑商”国策，但事实上明朝的商品经济发展得还是挺好，甚至于后世的历史书上总是说，明朝中后期在江南一带几度出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
然而“资本主义萌芽”想要出现，前提就一定是商人阶层在政治上拥有了足够的话语权，也就是说在中后期的明朝，官商勾结早已十分普遍。
其实，何止是官商勾结？在明中后期，商人已经摆脱了以往的“贱籍”，获得了“应试从政”的权力，这是明前中期根本未曾有过的。
甚至在某种程度下，商人的崛起影响到了明中后期的人文思想，让一干学子不再从儒，而是为了丰厚的利益前去经商，更进一步促成了全民皆商居民的成型，导致如晋商、徽商等地方商团的大规模出现。
既然在中国这样独特的封建制度下必须有政治上的靠山才能在商业上大展宏图，那反过来当然就让不少有能力的商人不再只甘于经商。他们需要打破阶层隔阂，大批量的融入政治舞台中，借助政权的力量来为自己创造更大的利益。
中国几千年来官本位的思想之所以长盛不衰，是因为官员手中的权力是一种垄断性资源，这种资源可以用来与商人进行交易。
后世有一部很是出门的电视剧叫做《大明王朝1566》，其中讲了一个天才商人辉煌时的故事。那位一代丝绸巨商沈一石，在生意场上和政治斗争的旋涡里练就了一身本领，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来往于官场、商场、情场，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尽显一时之风光。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其实“当官”一直与“发财”紧密相关。这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皇帝们既没有能力靠一己之力或一家之力打理江山，又必须找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统治江山，那么他们就不得不报出一个有诱惑力的市场价格，以便吸引普天下的“职业经理人”。
官员，就是皇帝的职业经理人。然而，官员在为皇帝的利益服务之时，他们自己也需要有人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呀，于是他们也需要职业经理人——那就需要用到商人了。
这，其实就能解释官商勾结为何必然发生了：商人需要官员为自己政治背书，继而扩大商业版图，成就更大的事业；官员需要商人为自己直接取得利益，继而想办法“投资”成为更大的官，或者留下这笔钱好好享受并留给后人，永葆家族辉煌。
其实，官商勾结的后果很简单，就是把皇家私有变成官家私有。从本质上讲，是把社会财富从一家之“国有”变成千百家之“官有”。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宫廷之争也好，官场之争也好，都可以说是国家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斗争。中国的帝王们为了稳固自己的天下，一面坚决让有钱的商人没有社会地位，一面变着法子抄官员的家。这何尝不是天子们的政治智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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